在许多居民眼里，张靖更像个外企的女白领。上班前，她总是涂上精致的口红，穿上黑白套装，再戴上名牌的手表和首饰。但是，当选居委会主任以后，她还得再戴上显眼的“治安巡逻”红袖章，才与这所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瓦社区协调起来。

作为居委会主任，这名40岁的时尚女人，每天都在和鸡毛蒜皮的事打交道。铁道部第三住宅区所有的大小事全归她管。作为一名“海归”，她深知这份中国特色的“社工”工作，与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完全不同。

希望引进国外社工理念

半年前，张靖当选这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。778名投票者中，有747名把票投给了她。从那一刻起，这名女“海归”所做的一切，就是把自己在日本读书时接触到的社工理念，引入到中国的社区里来。

在日本拓殖大学读书时，张靖亲身体会过当地社工组织的有效。2003年，她回到土生土长的北京参加工作，眼前的一切让她无法忍受。居民们都忙着炫耀家里有几套房，可是小区里的垃圾箱盖子丢了，几个月也没人修。对比日本的社工组织，张靖觉得中国的居委会制度很不完善。如果“每个人都去当社工，扎扎实实做一点事情”，就会好很多。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。2006年，张靖干脆辞去外企工作，决心“只做一个社工”。

经过笔试、面试，她获得了北京市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，然后，被分配到月坛街道办事处属下的这个社区工作站，负责“社区宣传”。

居委会来了个“海归”，这一下子引起很多人的好奇。她发现，很难向周围的人解释“社工”这个词的准确含义，到后来，再有人问，她换了个中国式的回答：“在社区工作，可以照顾家庭。”在办公室待了两年，她几乎认识了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。半年前，社区居委会换届改选，她成功当选为居委会主任。

“把自己当成她的闺女”

她搬进拥挤的办公室，并开始认真践行自己在异国他乡接受的“社工”理念。

“日本的社工，就是不端着，主动上门来跟我们交流的。”于是，她一上任，就开始四处推销“社区的认同感”。每天，她先做好功课，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，然后按计划上门探访。

张靖坚持每天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报纸。从6号楼到29号楼，她一户也不落下。这些付出有了回报。社区有位老太太，对居委会工作挺有意见。于是，张靖没事就会带着报纸去串串门，把自己当成她的闺女。最后，老太太居然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。

一开始，她甚至有个宏伟的抱负。在日本的时候，她发现当地的基层管理体制很特殊，既有自发的社工组织，又有选举而成的自治委员会，成为社区建设的两支中坚力量。

她曾想仿效这一点：在中国也把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分家，在基层管理机构之外建立中国式的社工组织。

但这个想法暂时被搁置了。尽管才短短半年，这名“海归”居委会主任已经饱受现实的磨练。她觉得，这主意“违背了现实的社会规律，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”。

她把心思放在更细小的事情上。比如吸收回国人员来居委会做社工，免费给小区里的居民做文化讲座，给小孩子当外语家教。她还计划过，给社区居民开设日语班，免费教学。不过，这些目前还停留在脑子里，没来得及实施。

“海归”和居民走得更近

半年之前雄心万丈的她，已经学会把许多大道理偷偷藏在心里。不过，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“妥协”，她觉得“这叫作适应环境，只有适应了环境，遵循客观规律，才能把工作做好”。就连印名片这样的小事，她也考虑半天，拒绝了，理由是，在集体里不好突出个人。

如今，张靖不再开口闭口提“社工”这个概念，也不再反复提及她的理念。相反，她下决心让自己获得“居委会大妈的心态”。以往颇有点清高的办公室女郎，如今在社区里见到人，总是很主动地上前喊大叔、大妈、大姐，嘴甜得很。

这名“海归”居委会主任，正变得越来越本土化。不过，她忍不住悄悄透露，她还在计划一套新型的方法，但毕竟上任时间短，她说，不能承诺什么，要等到时机成熟，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子。